凭着对需求的准确把握，以及通过建筑和动线设计营造出的购物体验，深圳万象城在2004年年底开业之后，迅速成为深圳品质最好、租金回报增长最快的购物中心（专题阅读）。
袁孝楠也借此一下子打开了局面。“深圳万象城开业后，日子变了，好多人都会把我当专家看，我说什么，他们都很重视。”
甚至他当时凭着建筑师的直觉“拍脑袋”决定的综合体配比，也被奉为了教科书式的案例。“深圳华润盖好了以后，很多的购物中心认为华润的比例就是成功的比例，我听了哭笑不得，实际上那个并不完全科学。”
这种示范式的效应也很快传递到杨砚和凯里森那里。华润在2005年将在杭州的第二个万象城项目交给了凯里森，它们很快也因此在中国的商业地产和购物中心设计领域建立起“权威”。
与此同时，中国的地产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从2004年开始，持续收紧的住宅地产宏观调控和土地政策将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推向了商业地产，在这期间，类似万达“以售养租”“订单式地产”的商业地产开发模式逐渐获得成功，也鼓励了更多地产商主动转向商业地产领域，寻找机会。
中国商业地产在10年间获得了迅速膨胀
“从2004年到现在的10年，是中国商业地产最好的黄金时代，”杨砚说，“当然在这10年中也有分别，前5年还是购物中心有选择地出现，后5年则是遍地开花了。”（即使相比竞争对手晚进入中国十多年，陈伟栋和贝诺中国，也幸运地赶上了这趟快车。）
开发商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它们开始主动寻找好的建筑设计师
“外资建筑所都是根据最市场化和理想化的东西去想概念的，而本地设计院做的建筑设计，大都根据现有的规定和规范去做。要知道，国内现有的建筑设计规范本身比西方落后很多。”甄仕奇说。他曾经和国内设计院的建筑师一起去考察一个由国外结构设计师完成的项目，看完之后几个“老专家”目瞪口呆地表示，这种做法他们根本想都不敢想。
但另一问题在于，中国的建筑业始终没有放开外国建筑师在施工图上签字的资质。目前外资建筑所只能完成概念设计。这阻碍了它们彻底完成设计图的进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它们突破国内建筑规范提供了条件。
初尝甜头之后，华润很快将准备在全国复制的沈阳、成都、南宁、郑州、无锡等几座万象城交给了RTKL和凯里森。而从2007年开始推出商业地产品牌大悦城的中粮置地则也分别请RTKL设计天津和成都项目、凯里森设计烟台项目。此后，绿地、万科、王府井等也陆续找到了这两家建筑设计所，期望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快速复制。
2004年确定在上海设立中国办公室的捷得，也感到这个市场前景一片光明。当时它对外分析称，“仅在2003年，中国建筑市场的工程价值总额就高达1930亿美元，如果按建筑规划设计行业的3%至5%惯例计算，取费最高可达97亿美元，而外资建筑事务所约占其中6亿至9亿美元的份额。”
即使比凯里森、RTKL、捷得晚进入中国十多年的贝诺，也幸运地赶上了这趟快车
2008年，贝诺的上海区域总监陈伟栋接下了新鸿基开发的上海国金中心项目。这位原本在贝诺英国总部工作的新加坡人只身来到上海，在招募了一个15人的团队后，就算正式建立了贝诺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在这之前，贝诺在香港的办公室已经参与过北京颐堤港、华润五彩城等几个项目。
两年后，上海国金中心开业，这个在中庭设计中没有使用柱子，动线像一只“米老鼠”，整体室内设计完全匹配其高端定位的商场立刻吸引了众多关注。它为人称道的还有那个下沉式的苹果店。
以前英国贝诺这个名字在中国相对生疏，我们能提到的项目也只有香港的圆方广场，但上海国金中心开业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市场的重视，好几个开发商指名道姓要上海国金中心的设计师，我们的订单也迅速多了起来。”陈伟栋说。
2013年，贝诺为新鸿基在上海设计的第二个项目iAPM环贸广场正式开业，室内空间更为通透，又在电梯设置上花了不少心思的项目为贝诺在中国赚到了更多名声。
在商业建筑设计领域，贝诺以室内设计成名。但在中国这个尚未真正成熟的市场，他们几乎不会接到单独的室内设计单，而从建筑整体设计接手，是陈伟栋更期待的项目，他发现这并不难实现。
在这位设计主创建立了贝诺上海办公室后，基本没有再主动去外面找过单子做，有时甚至需要因档期推掉一些开发商邀约。现在，陈伟栋的团队有60多人，需要同时处理30个项目。“中国市场的机会很多，而能做好的人不多，我们自己的项目都多到做不完，还要去抢别人的干嘛。”陈伟栋说。
袁孝楠和杨砚也认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并没有那么浓的“火药味”，甚至正面遭遇的情形都不多见。“这个市场大，需求也多，哪怕像华润这样会请RTKL和凯里森同时为它服务的，也从一开始就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出聘请不同设计公司的决定，不会多折腾，对他们来说，这个时间成本付不起。”杨砚说。他们甚至几乎不参与需要竞标的项目。
原资料名称：房地产开发中的商业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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